清代《钦定理藩院则例》说，伊克昭盟境内有成吉思汗园寝，鄂尔多斯七旗，向设有看守园寝、承办祭祀的达尔扈特五百户。

    历史文献中记载成吉思汗死的时间、地点和葬在什么地方，众说不一，时至今日，学术界仍在探讨研究之中。在鄂尔多斯的土地上存在着一个达尔扈特部，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。达尔扈特部住在鄂尔多斯左翼中旗的“伊金霍洛”一带。伊金霍洛是蒙古语，意为“主子的园陵”，即成吉思汗的陵寝。其地理位置在东胜区西南65公里处。距今伊金霍洛旗政府所在地阿勒腾席热镇25公里，方向为西南，地名叫长湖边的甘德尔梁。陵园占地面积长、宽各15公里，合225平方公里。其地在原来的郡王旗境内。

    《元史》载：太祖二十二年围西夏，闰五月避暑于六盘山。六月西夏降，八月帝崩于萨里川之哈喇图行宫，葬起辇谷。萨囊彻辰在《蒙古源流》中说，成吉思汗，于岁次丁亥七月十二日，殁于图尔默格依城。于是以辇奉柩，遂到所卜久安之地。因不能请出金身，遂造长陵，共仰庇护，于彼处立白屋八间，在阿勒坦山阴，哈岱山阳之大谔特克的地方，建立陵寝。

    元代宫廷里有这样的习惯：凡大汗、皇帝等人的墓地，对外人绝对保密，以免被人盗掘。因此，元代皇帝的灵柩埋在地下后，要用千马踩过，使其不留任何痕迹。由于时代久远，地名发生变化，因此那个“起辇谷”的确切位置已无人知晓。《蒙古源流》成书于清圣祖康熙元年（公元1662年），此时与成吉思汗亡故的时间元太祖二十二年（公元1227年）已经相去435年。萨囊彻辰所说的阿勒坦山阴、哈岱山阳之大谔特克地方究竟在何处，也没有准确答案。

    《元代丧葬风习惯》记载，凡帝后有疾危殆，度其不可愈，移居外毡账房，有不讳，则就殡殓其中。葬后每日用羊两次烧饭以祭，至49天而后已。其账房则赐近臣。叶子奇的《草木子》说，元朝宫里用树干一段，凿空其中，似人形大小，合为棺，置遗体其中，加柩漆毕，以黄金为圈三。蒙古诸汗葬时，以陵无标识，难以寻觅，乃于葬后屠一稚驼于陵前，使母驼视之，将来谒墓时引母驼与俱。母驼必寻至其稚驼被杀之地，昂首哀鸣，即可因以知陵之所在。冯一鹏《塞外杂识》说，元人于陵墓所在，不令人知，葬后必驱万骑蹋之使平，至草长无迹乃已。《马可波罗游记》说，大汗葬时极秘密，沿途见人，皆杀之殉。

    清末民国时期的成吉思汗陵寝，其样式格局和历代的皇陵不同，也是古今中外一种极为少见的形式。没有墓丘，也没有宫殿相配，只有一座两顶相连的蒙古包，有5米多高，里面可容纳100多人。包顶上有一个黄铜顶子。包外和牧民使用的蒙古包相似，是用毡子搭围起来的，毡子外面又围上了一层黄色的缎套。蒙古包南面20余米的地方，有一座近2米高的土墩，土墩上放着一个铁铸的香炉。香炉的前边，是一座用砖砌起来的四角亭子。陵包北约一公里的地方，有达尔扈特人的几座房子。这些房子是后来建筑的，因为守陵的达尔扈特是不允许在成陵附近修建房屋的。为了给他们准备一个住宿的地方，只能用柳条加泥，搭一些十分简陋的类似蒙古包的小圆房，他们称这种房子为“崩崩”。

    成吉思汗的陵包门坐北朝南，包门有1米8高，宽约1米多，装有两扇门，门上挂着帘子。进门时需要先打起帘子。走进蒙古包，可见包内的用黄色绸子遮掩的毡墙。在前包和后包相接的地方，装有一挂缎制的帘子，帘子里面就放置着成吉思汗的灵柩。第二座蒙古包的墙壁，也是用黄绸子和红绸子装饰起来的。成吉思汗的灵柩是一个长3尺3寸，宽l尺5寸，高1尺4寸的银棺。银棺外面镂刻着蔷薇花纹，平时都用金锁锁着，只有在农历三月二十一日的大祭时才开一条很小的缝隙。

    银棺放在一个方形的石台上，棺前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排列着银制的蜡台、香炉、酒杯、银碗。有曾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献赠的银杯9个，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刘守忠奉献的棺前的银灯，在有祭奠活动时要全部点燃，那盏大银灯是永久不能熄灭的。桌上的香炉里，香的烟气永远不停地缭绕着。银棺的右侧放着成吉思汗曾经使用过的2尺多长的古式战刀，银棺左侧有弓箭。成吉思汗的银棺前有绥境蒙政会奉献的蒙古文对联，有画家米荪题的汉文对联，内容是：“民族英雄传百代，政治思想第一人。”银棺前有成吉思汗的画像。

    这幅像是米荪画的，画像上有下面的题词：

    “元太祖青（成）吉思汗讳特穆津，生于南宋高宗三十二年壬午三月二十日，崩于理宗宝庆三年丁亥八月十六日，享寿六十有六岁。葬于六盘山起辇谷。受禅于黑龙江之鄂唐河，其十世祖勃端察尔，生而状貌奇异，其后子孙藩衍，各自为部。居乌恒之北，世奉贡于辽、金，而总隶于鞑靼。至其父伊苏克依并合诸部，势愈盛大。已而生帝，有异征，两手凝血如琥珀，将卜名，适有王者至其地，遂以特穆津名之。后伊苏克依卒，谥曰烈神元皇帝。时帝年幼，国政受制于族人泰楚特，合七部人三万攻之，帝与母氏谔楞率部人为十三翼，大败秦楚特，逐灭塔塔尔，西至杭爱山，攻西夏，灭乃蛮，平印度，伐俄罗斯主巴奇马克，跨有欧亚两洲之地，征服四十国。其丰功伟烈至今称道弗衰，爰为之颂曰：蒙古族雄杰，青吉思汗，讳特穆津，起于斡南，祖勃端察，子孙蕃衍，父伊苏克依，母讳谔楞，率十三部，生有异征。解衣推食，蒙汉称颂。察衮图鲁，兵势益盛。建旗九游，乃称帝号。灭夏败金，功德是懋。跨有欧亚，名符端焉。殂于六盘，世之永保。奇勋伟绩，至今称道。丙子三月二十日客次内蒙，适逢诞辰纪念，参加典礼，荣幸之极。敬绘大汗遗像，供奉陵寝，凭吊英灵，藉资观感。米荪严肃绘制。”

    民国24年（公元1935年），达拉特旗的森盖在挖地时挖出一个小铁柜。柜长l尺5寸，宽8寸，打开柜后，里边放一本破旧的黄色蒙文书。这是元朝将领突拔都的出征日记。日记里说，大汗在出征中突然死去，将领与军士都十分悲痛。大汗手下的官员们议定，要给大汗举行天葬。第二天早晨，拉战车的神驼（白骆驼）和成吉思汗原来骑的白马都跑到灵前并排站在那里。一会儿，成吉思汗的白马用头碰地，致使脑袋破裂，当即死去。丞相把成吉思汗的衣服、帽子、宝剑等遗物，用香熏过后放在一只七宝箱里，让那头白色的骆驼拉上，在沙漠里走了47天，到了一块平漠洼地，白色骆驼再也不走了，任凭送葬的怎样拉、怎样赶，仍然站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成吉思汗的手下官员只好祭奠、祷告。这时，大汗的宝剑突然飞走，大汗的衣服、帽子也放出异常的光彩。大汗的臣民们以为大汗喜欢这个地方，便把那七宝箱葬在这个平漠洼地里，并派人保卫守护。之后，又派人出去寻找那把飞走的剑，竟在一百里以外的草原上找到了，便在那里修了放宝剑的宝库。

    据传，文中提到的平漠洼地，就是现在的伊金霍洛，七宝箱就是成吉思汗的银棺，宝剑飞落的地方，就是后来的苏勒定霍洛。成吉思汗的遗物还有放在郡王旗达尔汗壕的马鞍、放在郡王旗呼和陶劳亥的弓箭、放在准格尔旗克尔贝的两匹战马、放在准格尔旗王府的火镰、放在保营安特里的箭囊、放在苏力成特的蜡器，里边装有成吉思汗马厩的灰烬等。

    成吉思汗陵寝能够在鄂尔多斯形成蒙古民族拜谒朝觐的圣地，除了上述历史情况外，还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历史变迁。

    蒙古民族建立的大元帝国被农民大起义所推翻，元顺帝退回蒙古草原，和由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政权并列存在。蒙古民族在这场大变革之后，仍然在蒙古草原上游牧，分散的各个部落，仍建有自己的政权组织。这样，就为从元代开始一直守护和祭奠成吉思汗“八白室”（毡帐）的鄂尔多斯部落的长期存在，以至延续他们固有的生活习俗，传统的生活方式，创造了条件。因此，古老的鄂尔多斯部落，不仅一直没有跟成吉思汗的“八白室”（毡帐）分离开来，而且按照传统的祭奠日期和规模程序进行的祭祀活动，也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。这使蒙古民族对成吉思汗这位光辉历史的创造者的崇敬经久不衰，凡遇有涉及蒙古民族根本利害的大型政治活动和重大仪典，都要在“八白室”前举行。如达延汗对进入“河套”的蒙古部落进行征战，特别是征战满都鲁时，便在“八白室”前举行了盛典。此后，鄂尔多斯部众在达延汗的率领下进驻河套地区。“八白室”（毡帐）便随着鄂尔多斯部落的迁入，而进入了河套地区。

    明代时，成吉思汗的“八白室”是供奉在鄂尔多斯首领的牙帐附近的。博硕克图济农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（公元1614年）在鄂尔多斯部的驻牧地修建王爱召后，“八白室”便在王爱召附近供奉。清王朝建立后，鄂尔多斯部归顺清朝。当时，鄂尔多斯部的首领为额璘臣。清廷为控制鄂尔多斯部，将整个部落分割为6个旗，额璘臣被封为鄂尔多斯左翼中旗多罗郡王札萨克，其牧地包括现在伊金霍洛在内的地区。额璘臣是鄂尔多斯部的济农，后任盟长。他是成吉思汗“八白室”当然的守护人、供奉人和主祭人。因而他仍然按照传统的规定，给成吉思汗办祭奠活动。为了守护和祭奠的方便，便将“八白室”从王爱召迁移到额璘臣牧地，从此“八白室”所在地被命名为伊金霍洛。

    清光绪年间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（主要是法国和比利时）的传教士，相继到鄂尔多斯地区从事传教活动，他们见到成吉思汗陵寝之后，曾对陵寝的情况作过考察和报道。民国年间的蒙藏委员会，也曾对成吉思汗的陵寝作过实地调查。

    抗日战争爆发，日本侵略者对成陵心怀叵测。鄂尔多斯蒙古人民为了成陵的安全，以当时的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为代表，于民国28年（公元1939年）6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迁移成吉思汗陵寝的请求。国民党政府接受了沙克都尔扎布等人的请求，派出移陵委员，与蒙古民族的代表，共同将成吉思汗的陵寝从伊金霍洛迁移到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。移陵路线是伊金霍洛—榆林—延安—西安—兴隆山。6月18日途经延安时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人士万余人，举行迎接成吉思汗灵柩大典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代表滕代远，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高自立及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发表《祭文》说：“维中华民国28年6月18日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代表滕代远，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高自立，率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，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曰：日寇逞兵，为祸中国，不分蒙汉，如出一辙。嚣然反共，实则残良，汉蒙各族，皆眼中钉。乃有奸人，蠢然附敌，汉有汉奸，蒙有蒙贼。驱除败类，整我阵容，抗战到底，大义是宏。顽固分子，准投降派，摩擦愈凶，敌愈称快。巩固团结，唯一方针，有破坏者，群起而攻。

    元朝太祖，世界英杰，今日郊迎，河山聚色。而今而后，两族一家，真正团结，唯敌是挝。平等自由，共同目的，道路虽艰，在乎努力。艰苦奋斗，共产党人，煌煌纲领，救国救民。祖武克绳，当仁不让，大旱盼霓，国人之望。清凉岳岳，延水汤汤，此物此志，寄在酒浆。尚飨。”

    6月22日，延安各机关学校的代表，列队欢送成吉思汗灵柩赴甘肃榆中县。以后的十年间，成吉思汗的灵寝一直被供奉在兴隆山东山大佛殿。

    1949年夏，全国已接近解放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大西北，攻占了甘肃东部地区。统治甘肃省的国民党军阀马步芳，从甘肃省败退时，于8月13日将羁旅于兴隆山的成吉思汗灵寝，移到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。

  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，鄂尔多斯的蒙古族人民一致要求将成吉思汗灵寝迁回伊金霍洛故地。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时答应了这一要求。1954年3月，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的迎接成陵代表团，前往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。4月23日，成吉思汗灵寝回到了故地—鄂尔多斯，在伊金霍洛举行了隆重的大祭。

    人民政府对成吉思汗陵寝十分重视，于1955年拨出110万元，为成吉思汗建立了新陵园。陵园占地面积225平方公里，陵寝建筑面积300平方米。此后，人民政府还陆续增拨款项，修缮及扩大建筑项目，其中1977年拨款20万元；1981年拨款30万元；1986年拨款200万元；1987年拨款100万元。1982年3月12日，国务院批准成吉思汗陵寝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来源于《内蒙古旅游志·光盘版》